首先保住这个病人的阳气，不要让他继续再消耗，然后，想办法把这个肿瘤慢慢缩小，使这个病人暂时和肿瘤共存。只有等到它那个阳气旺了，就可以攻下，把这个肿瘤打败。

所以呢，这个肿瘤，需要很长时间调理。治疗肿瘤病人，只要不犯错误，不要做这个放疗、化疗，生命都可以延长好多年。

现在，国外西医高层，对放疗、化疗这问题，都开始反思了。记得去年《参考消息》登过：美国做过一个试验，什么试验呢？给一部分六十五岁到八十岁这个年龄段正常死亡的老人做尸体解剖。

解剖的结果是，这些人全部都有肿瘤，有的肿瘤有拳头那么大，十公分左右。但是本人在生前没有什么感觉，一直到死都没发现自己长了肿瘤。这个说明啥问题啊？

说明，肿瘤可以和人共存，只要你不惊扰它，它也不能危害你。如果你越是对它采取一些措施——放疗了，化疗了，手术了……反而促使它很快扩散。

为什么经过手术肿瘤还可能扩散

美国人，从那个微观的角度，找了一下最基本的原因。研究结果是：这几种方法，刺激人体以后，病人体内生长了一种叫异常生长因子二号的东西。

这个东西一旦抬头，肿瘤就通过淋巴系统、血液系统等各个系统向全身扩散。因此，现在国外基本上都不主张做放、化疗了。寻找替代疗法，包括中医疗法。

现在许多肿瘤病人，能否抢救过来呢？

肿瘤呢，因为它长在体内，对五脏六腑的损伤过大，有的吧，可以救活，有的就算抢救过来了，不久也死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西医的放、化疗，让他阳气更虚，这时使用中药，往往太晚了。

若在肿瘤早期，中医治疗还差不多。因为不只说肿瘤，好多病，都不是马上就得的啊，往往当你发现的时候，整个五脏气血，都损伤得很严重。所以啊，人体内阳气是将军，养生就是养阳。

肿瘤治疗应遵循"病证冲突当从证"原则。

即当辨病与辨证发生矛盾时,要毫不犹豫地舍病从证。若对号入座,套用西医诊病病症，则是速其死也。中西医结合，中医没有现成饭可吃。丢弃了“以人为本，辨证论治”的法宝，何来中医的特色与优势！

虽然说对肿瘤的认识，目前尚没有完全成熟的思路，在治疗过程中有一些体会，在此求证于同道。

1、人身各处，但凡一处阳气不到，便是病

《素问·生气通天论篇》言：

“阳气者，若天与日，失其所，则折寿而不彰。”

阴阳的关系不是对等的，阳气是主要的，阳主阴从。《内经》强调“凡阴阳之要，阳密乃固。”阳气失于敷布，阴寒得以凝聚是肿瘤的基本病因病机。

人之阳气的多少取决于脾胃。元阳虽藏于肾，但而要后天脾胃的滋养。元气升降出入的运行也依赖脾升胃降的斡旋之能。

如果进行中西医比较，西医免疫系统的功能可以与中医的脾勉强对应。大家都承认免疫系统是人体对肿瘤的最后一道防线。换言之，脾胃虚寒是易于发生肿瘤的体质类型。

2、寒湿为患，十占八九

损伤人体阳气者，寒湿之邪最重，阳气受损则易形成阴证。《素问·举痛论篇》言：

“寒气客于小肠膜原之间，络血之中，血泣（涩）不得注于大经，血气稽留不得行，故宿昔而成积疾。”

已经明确表示“因寒而成积”。《景岳全书·新方八阵》说：

“夫寒之为病，有寒邪侵于肌表者，有生冷伤于脾胃者，有阴寒中于脏腑者，此皆外来之寒，生于无形无响之间，初无所感，莫测其因。”

张景岳总结寒的成因说：“或因禀受，可因丧败，以致阳气不足，多见寒从中生。”人体的津液精血靠阳气的推动才能运行，寒湿伤阳则津液精血的运行缓慢甚至停滞，易于形成瘀血、痰湿、食积等有形之邪。

有形之邪又会阻碍气机，形成恶性循环。因此，肿瘤患者除肿瘤本身表现出的诸多症状以外，多数表现为口不渴，或渴不欲饮，或喜热饮，手足厥冷，小便清长，大便溏，舌色淡或暗紫，舌体胖大，苔白腻而润，脉沉细或紧硬等一派阳虚阴盛之象。

有的肿瘤患者有口渴烦热、恶热、喜凉饮食、持续高热或低热不退等现象，此为假热或标热，不能把它作为辨证用药的唯一证据而恣用寒凉。

这种假热源于真寒，寒主收引，阻遏气机，气机升降出入受阻，郁而化热。此时再用寒药清热，无异雪上加霜，则犯虚虚实实之戒。

3、情志内伤

《素问·血气形志篇》言：“暴忧之病也。”《素问·疏五过论篇》言：

“必问尝贵后贱，虽不中邪，病从内生，名曰脱营。尝富后贫，名曰失精，五气留连，病有所并。”

《诸病源候论》言：

“夫五噎，虽有五名，皆阴阳不和……忧恚嗔怒所生。”

又言：“忧恚则气结，气结则不宜疏，使噎。”

《外台秘》谓：

“五病（指五膈）同药，常以忧愁思虑，因而得之。”

薛立斋的《外科枢要》认为：肉瘤之生，始于“郁结伤脾”。

根据我们对肿瘤患者的了解，他们中大多数人有情志事件的刺激，有的病人治疗后效果不错，但由于精神的刺激又使病情加重。忧恚则气结，气结则阳气不通，阳气不通则出现在何脏何经络，则肿瘤就有可能发生在何处。

1、有胃气则生，无胃气则死，顾护胃气为第一要领

《素问·血气形志篇》言：

“凡厥利者，当不能食，今反能食者，恐为除中，食以索饼，不发热者，知胃气尚在，必愈。”

厥阴病主方要用乌梅丸而不是乌梅汤，大概也是恐其“以汤灭火”反而成害，故以丸药缓图，以复其阳。

肿瘤患者大多数人已病入三阴，顾护胃气尤为重要。在药物的剂量上应把握准确，特别是在实施汗、吐、下法，及应用寒凉之品时尤当注意。放、化疗及手术后的晚期患者每见纳呆、腹胀、体倦乏力、便溏或便秘等胃所衰败之症。

很多患者不是死于肿瘤而是死于胃所衰竭。本脏自衰用理中汤；火不生土用附桂理中汤；湿浊盛者芳化，理中汤加苍术、藿香、白营蔻仁、佩兰、砂仁之属；土壅木郁、木不疏土用生黄芪、桂枝尖。

张景岳言：

“人之饮食在胃，惟速化为贵，若胃中阳气不衰而健运如常，何酸之有？使火力不到，则其化必迟，食化既迟，则停积不行，而为酸为腐……必渐至中满痞膈泄泻等症。岂非脾气不强，胃脘阳虚之病，而尤认为火，能无误乎？”

健中焦必补火，对于脾胃阳虚的人，当以理中或附子理中剂补脾阳，扶助胃阳，及早消除寒凝是最主要的。

《脾胃论》言：

“大抵脾胃虚弱，阳气为能生长，是春夏之令不行，五脏之气不升。脾病则下流乘肾，土克水，则骨乏无力，是为蚀骨，令人骨髓空虚，足不能履地，是阴气重叠，此阴胜阳虚之证。大法云，汗之则愈，下之则死。”

若用辛甘之药滋胃，当生当浮，使生长之气旺。言其汗者，非止发汗也，为助阳也。”中焦为上、下之枢，升降之本。

《四圣心言》：

“其上下之开，全在中气，中气虚败，湿土湮塞，则肝脾遏陷，下窍闭涩而不出，肺胃冲已逆，上窍梗阻而不纳，是故便结而溺癃，饮碍而食格也。”

中焦阻隔则上下不通，当运中土以溉四旁，理中合半夏、秫米、砂仁。腹胀，虚者，塞因塞用，补大气，理中加黄芪、砂仁，忌一切行气破血之品（厚朴、青陈皮、枳实壳）；实者，通法，大黄附子细辛汤加减，即温下。

无论肿瘤发生在何脏腑，只要有脾胃虚寒的症状，只能先顾护中气而舍其他。无论中医、西医，无论用寒用热都应在不伤胃气的基础上治疗。

2、温阳散寒是基本治疗思路

四逆汤、附桂理中丸、真武汤、麻黄附子细辛汤是温阳散寒基础方。

（1）肺部肿瘤可用四逆汤合小青龙、四逆合阳和汤、四逆合千金苇茎汤。咯血加仙鹤草、三七粉；胸腔积液可加葶苈大枣泻肺汤；胸痛加蜈蚣、全蝎；间用理中汤、补中益气汤，培土以生金。

（2）消化系统肿瘤以附桂理中加砂仁、半夏为主方。肝胆肿瘤可加吴茱萸、当归、赤白芍、三棱、莪术、菌陈、鸡矢藤等。

腹水可用真武汤、桂枝去芍加麻黄细辛附子汤；腑气不通多因阴寒凝阻，当用破冰解凝之剂（大黄附子细辛汤加吴茱萸；若出现肠梗阻当用张锡纯硝菔通结汤，便下即止）。

（3）肾、膀胱、脑部肿瘤用四逆汤、桂枝茯苓丸、大黄蜇虫丸、麻黄细辛附子汤、真武汤、八味地黄汤为主，间用理中汤。

（4）子宫卵巢肿瘤用四逆汤、当归四逆汤、温经汤，紫石英、吴茱萸常用。

（5）高烧不退或长期低烧多为本寒标热，治疗应以四逆、理中辈、当归四逆、麻黄附子细辛汤。■

早发现、早治疗……我们一直以为这样就能长命百岁，但是，请你看一组数字——

2013年与1990年相比，癌症新发病例数增加81%，其中肺癌由26.2万到59.4万，增加1倍多；乳腺癌由9.8万到26.6万，增加近2倍；前列腺癌增到5倍。

而且，早发现，早诊治之后，死亡率并没有下降，那么，癌症的早发现到底好么？

“越是技术发展，越需要懂得驾驭技术的方向，更要懂得刹车——如果这个方向不对的话。”近日举行的医学与人文高峰论坛暨《医学与哲学》杂志第四届编委会第一次会议上，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以此作比，提出对肿瘤等慢性病防控技术进行全面反思与人文把控。

过去二三十年，新技术大量涌现，基因检测、CT、彩超等能对一些疾病进行“早发现、早治疗”，但“双早”的实际效应及其诱发的新问题，正引起学界反思。

专家谈到，全国健康大会进一步强调了健康工作从治疗转向预防这个源头，此时深入反思早筛技术对我国走上何种应对肿瘤等慢病防控的道路，尤为迫切。

眼下，一种普遍的想法认为，癌症治好了归功于“早发现、早诊治”；没治好，是因为发现晚了。

早发现的能耐真那么大？

韩启德院士谈到，这些年，我国癌症发病率显著增高，2013年与1990年相比，癌症新发病例数增加81%，其中肺癌由26.2万到59.4万，增加1倍多，乳腺癌由9.8万到26.6万，增加近2倍，前列腺癌增到5倍。

20多年，癌症增长那么多，可能的原因有人均寿命延长导致生肿瘤的机会相应提高、生活方式改变、环境恶化等。

韩启德则提出另一种可能性：多数情况下，我们是不是只是发现了更多没症状、在原有条件下不能发现的、进展很慢或不会增长的“早期癌症”“懒癌”？

换言之，“双早”让我们“增加”了很多肿瘤病例，但其中不少是十分懒惰的肿瘤——你不发现它们，它们也不会有多大能耐，而发现它们，对恶行肿瘤的防控工作，成效甚微。

医生已经在临床上看到“懒癌”这种情况。

国外有研究发现，在死于非甲状腺癌的病人里，2.5毫米厚的甲状腺组织切片检查发现，他们中有36%患有甲状腺癌，而如果切片厚度为0.5毫米或更薄，更多会在生前就检查出患有甲状腺癌。

在死于非癌症的40-50岁女性乳腺组织切片检查中，发现40%的妇女患有乳腺癌。

这些懒惰的癌症被称为“终身没有征兆、没有麻烦的癌症”。

全球不少研究小组还进一步拿出研究质疑“双早”的实际效力。

一份研究记录了1975年-2005年美国甲状腺癌、黑色素瘤、肾癌、前列腺癌、乳腺癌的患病情况，30年间，这5种癌症的患病人群都差不多增加了3倍，但死亡率几乎不变。

而在此期间，美国推行了大量“抗癌运动”与早期筛查项目。

开展“早发现、早诊治”后，人群死亡率却没降低，欧美多国的研究都发现了类似令人气馁的结局。“双早”的拯救力引起专家的强烈反思。

“癌症筛查能使癌症病人获得较好的预后，这个假设是动人的，但走到今天，能不能早期及时获得确诊和治疗，即使能，所进行的筛查、诊治带来的风险、花费和获益如何进行评价，都是需要我们考虑的。”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杨秉辉教授说。

在韩启德看来，根据目前掌握的癌症知识，“早发现、早诊治有利于癌症病人”并不违反逻辑，也更容易被大家接受，甚至已成为一种集体意识。从医生的角度看，漏诊要承担巨大责任，而过度诊断则减少了风险。这成为大家都愿意垂青“双早”的理由。

问题是，这些“明星”技术尚没发挥多大作用，却带来不少麻烦。

“我认为，首先不应该提倡健康人群的普遍性癌症筛查，应该在高危人群中做。”韩启德谈到，要重视早期筛检技术的负面效应。

1993年-2011年，韩国大力推行甲状腺癌早期筛查，结果甲状腺癌病人增加15倍，成为发病最多的癌症。但这18年间，该国死于甲状腺癌人数却并没有变化。

并且，几乎所有诊断出来的病人，都做了放疗或切除术，其中约11%发生甲低症，2%手术引起声带麻痹。

医学技术能拯救病人，也同样可能带来伤害。

医学人文学者杜治政说，早发现的手段就是运用现代技术进行大面积人群筛查，即“大海捞针”的办法，对它的耗费与效益比有待商讨。

2008年和2009年，北京市政府投入2亿多对全市133万妇女癌症筛查，宫颈癌筛查75万例，确诊宫颈癌72例；筛查乳腺癌57万例，确诊乳腺癌241例；其他妇科肿瘤17例。

“以此推算，对全国妇女进行两癌筛查，国家能否承担得起？” 杜治政谈到，除了耗费与效益评估，更难的是查出后怎么办——

如果进行早期干预，比如切除早期病灶或基因调控，但其中很大部分最后并不演变为重症的人等于“白挨刀”。

如果随访观察，长期多次CT等检查对人体会带来伤害。

更要命的是还有心理负担这个难题。

一些癌症会潜伏10年甚至20年，而早期筛查出来的人带着“癌症”的帽子，将背负难以预知的心理阴影，这也可能诱发机体病灶发展、变化。

鉴于现代科学手段能早期发现在乳房、前列腺、甲状腺、肺等器官上的变异，这种变异并不一定发展成为癌。

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一个顶尖工作组在2013年《美国医学会杂志》上发文，呼吁能有一个21世纪的癌症新定义。

他们的出发点是：第一，消除人们心理和身体上的负担，第二，避免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。

在韩启德看来，对早期发现的“癌种”，不能采取“宁可错杀一百，也不放过一人”的轻率举措。

“医学决策不能被数据绑架，医学诊治指南来自客观数据，是依从概率，但具体到患者个体，还需要综合多方面情况，由医生根据经验作出判断。这种判断极其复杂，不可能完全避免出错，而且需要在诊治过程中不断调整。”

面对“双早”现有的局限，着力推进相关研究必然是方向，不过有更多专家谈到，对肿瘤等慢性病本身的反思也需要普及。

比如，认识到医学的复杂性，认识到医学面对的是独一无二的个体，同一类肿瘤生在不同人身上，结局千差万别，在这点上，技术仅仅是医生的帮手。

中国工程院院士樊代明谈到，“医生切忌距离分子越近，距离病人远了”，这样一来，实现了科学性，却忘了人文性。

不管怎样，癌症防控技术如何进步，面对医疗圈里“五年拿下肿瘤”“十年攻克癌症”的狂言，加强癌症科普教育与健康素养不可遗忘。

“这是与医学哲学更密切的话题，我们都要承认，衰老是癌症最重要的原因，衰老不可避免，因此癌症不可能消灭，随着老龄化进程，癌症病人增加是符合自然规律的。我们要坦然面对衰老、癌症与死亡。”韩启德说。■